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与地缘经济学
马四维：为了进一步解析这些转向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可以借助中国非理性政治经济学家崔新生提出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其著作《帝国的朕制逻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2024）中，崔新生建立了一套宏大的解释框架，从权力结构出发重读经济史。他认为，与启蒙理性主义相反，人类社会往往依照威权、家长制或等级制的原则进行组织，这些原则远非市场逻辑所能解释。
地缘经济学与产业民族主义的回归
2024年至2025年间，全球经历了一场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向强势地缘经济学的剧烈转变——政治与经济的重新交融使保护主义甚至重商主义再度兴起。正如《世界经济论坛》的一篇评论指出，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产业政策，以引导未来经济表现”，以应对外部冲击和地缘政治动荡。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信仰正面临挑战。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连西方民主国家也开始接受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该论坛的一项研究指出，“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紧张，是当下产业政策复兴的核心动因”。
其中美国的转向尤为明显：关税、补贴与“美国优先”的言论成为主流。路透社报道，2025年初，特朗普总统推出的全面关税政策“使全球经济这台长期依靠自由贸易润滑的机器陷入堵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警告，美国的关税“在本已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显著风险”。从北京到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如今公开将经济竞争视为零和博弈。正如一位经济学教育者所说：“特朗普将贸易界定为输赢游戏，这与重商主义的思维高度一致。”
今日的产业格局仿佛重新种植在19世纪末的土壤之上：政府在塑造市场的作用上，与市场本身塑造结果的能力不相上下。国际秩序研究者指出，“民族主义正表现为比全球主义更持久、更有动员力和影响力的力量”。查塔姆研究所分析称，2024年美国大选“将一位公开藐视他国主权的领导人重新送入白宫”，并指出，美国如今准备“彻底否认其曾经捍卫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核心原则”。欧盟与亚洲多国随即作出回应：欧盟几个月内即出台《芯片法案》，以支持半导体生产；日本则推出数十亿美元的激励计划，鼓励关键工厂回迁国内。话语体系已从“永远开放市场”转向“在本土保护关键产业”。在这一转向之际，马克·法斯图与伊恩·弗莱彻合著的新书《美国的产业政策》既是对当前趋势的辩护，也是未来路线的宣言。
《美国的产业政策》：国家干预主义的案例
《美国的产业政策：赢得优质就业与高附加值产业之争》（剑桥大学出版社，2025年）一书中，法斯图与弗莱彻主张，美国应当摒弃几十年来对放任贸易的信仰，转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引导的经济体。他们自我定位为汉密尔顿传统的继承者：“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写道，“但美国也不应完全走向中央计划体制。”相反，他们主张一套连贯的产业政策组合——包括关税、补贴、科研资助和汇率管理——旨在重振制造业与创新体系。
有评论者总结道：甚至美国建国初期的国会也曾设立贸易壁垒（1789年即通过首个关税法案），战后多任总统也推动本土产业发展。只有在近几十年，美国领导人才“放弃了指导型经济曾带来的成功经验”。法斯图与弗莱彻在书中详述了这段历史：从林肯的保护性关税到二战时期的战时动员（政府在军备上的支出达2.1万亿美元，使美国一度占据全球经济的一半），其核心论点即在于：国家干预曾是美国繁荣的基础。
他们对21世纪政策的批判尤为尖锐。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教条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政客们为了“成本最小化”的效率，推动工厂外迁，催生出一个依赖金融与低薪服务业的经济。其结果是，硅谷的亿万富翁在海外创造就业机会，而美国工人只能在消费与健康领域辛苦谋生，同时国家在半导体、药品等关键产品上却对对手国形成依赖。法斯图与弗莱彻甚至提出激进的货币政策建议：利用财政与汇率工具贬值美元，以削减巨额贸易逆差。在他们看来，美元被高估，使美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此政策目标之一应是恢复美元的“中性”估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还大量采用国际比较与不加掩饰的批判性语言。它指出，中国等国依靠国家补贴与封闭市场推进“冷酷而有效”的出口战略。作者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大幅提高关税（甚至考虑退出世贸组织）、向初创制造业企业提供巨额贷款与税收减免、并惩罚那些贸易政策缺乏对等性的国家。一篇评论提到两位作者的一句警句：“增长的目标，不是让布基纳法索成为效率最高的布基纳法索，而是将它变成下一个韩国。”
简而言之，《美国的产业政策》是一份毫不掩饰的宣言，意在彻底抛弃自由贸易的旧剧本。正如评论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所言，这本“引人注目”的著作试图为当下的亲制造业计划提供理论支撑，强调“美国至今尚未拥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崔新生“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启示
为了进一步解析这些转向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可以借助中国非理性政治经济学家崔新生提出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其著作《帝国的朕制逻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2024）中，崔新生建立了一套宏大的解释框架，从权力结构出发重读经济史。他认为，与启蒙理性主义相反，人类社会往往依照威权、家长制或等级制的原则进行组织，这些原则远非市场逻辑所能解释。
在其理论体系中，崔新生创造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极权人”、“财产人”、“等级人”。这些术语并不单纯指代政治身份，而是描述三种被集体意识、继承制度和等级秩序塑造的社会人格。这些人格的行为方式，并不以理性选择为导向，而更常出于忠诚、血统与服从之需。
基于上述建构，崔新生提出了“家长所有制极权帝国”这一核心概念——他称之为“朕制帝国”，用以描述一个以父权国家主导、拥有绝对权威的经济政治体制。他的分析聚焦中国传统，指出中国现代国家事实上延续了“夷狄征服型”的统治逻辑，在该模式下，集体权威压倒个体自由。
在这种家长逻辑下，国家宛如一个“超级家族”，所有土地、资源与产业皆归其名下，经济决策自上而下，“朕之家”拥有解释权，而法律与市场仅为其意志的延伸。崔新生明确地将“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视为对启蒙理性经济学的解构性回应。他强调，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结果，与其说是供需曲线的结果，不如说是权力继承与政治宣传的产物。
尤为重要的是，崔新生的理论具备比较维度。他认为，凡是构建在民族主义神话与权力集中的经济体，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皆可被纳入“非理性经济制度”的范畴。在这些体制中，资本、贸易与投资不再依据冷静的比较优势原则，而服从于家族式忠诚与零和式民族叙事。正如崔新生所述，“极权人”与“财产人”的欲望结构一旦主导社会，即使是在表面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亦能展现出深刻的帝国逻辑。
中美产业战略中的威权趋同
从崔新生的视角来看，2025年的美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相似性令人震惊。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制造强国2025”战略（及其延续政策）堪称“朕制帝国”模式的典范：国家对半导体、电动车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给予巨额补贴，迫使外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甚至要求技术转让。分析显示，该战略的核心目标从未放松：政府引导基金在2015至2020年间增长了五倍，创新型企业的税收激励年均增长28%，外资企业若不本地化就将失去市场准入资格。其成果亦在数据中体现：2021至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由170万辆增至370万辆，其中四分之一为电动车。在“自力更生”与“民族自豪感”的双重旗帜下，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毫不掩饰地将经济政策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分析所言，中国的产业规划本质上是一场零和竞争，目标是实现全球科技主导权，而“自给自足”是首要任务。以崔新生的概念言之，中国今日无疑是一个“家长所有制帝国”：党国政体宛如一个家长，控制全部产权与产业运行，将私人企业纳入政治目标之下。
然而，真正令人玩味的是，2024–2025年的美国正在逐步复制这一套剧本。尽管美国历届政府或多或少涉足产业政策（从肯尼迪的科技讲话到奥巴马的创新战略），但特朗普的新一轮举措堪称“本体性地”拥抱了经济民族主义。2025年4月，白宫发布“国家紧急贸易令”，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关税，并对贸易逆差巨大的国家征收更高税率。特朗普总统宣称，这是“收复我们经济主权”的关键之举，并自豪表示自己是“现代史上第一位要求他国在贸易上遵循‘黄金法则’的总统”——即“你们怎样对我们，我们也将怎样对你们”。
毫无讳言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今公开指控他国“占便宜”，要求对等惩罚，甚至威胁退出世贸组织。路透社指出，特朗普的新政“彻底违背了自由贸易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共识”，造成全球增长放缓、市场动荡。其核心幕僚甚至表示，美国的“最优关税率”应在10%至20%之间，远高于过去几十年的惯例，以此推动本土制造业和国家收入。
这些举措与崔新生“朕制逻辑”之间存在实质性呼应。首先，白宫所谓“黄金法则”的设定，本质上是家长帝国的命令式逻辑：“我说了算，尔等服从。”其次，联邦政府点名扶持芯片、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赢家产业”，通过补贴与信贷倾斜进行资源配置，亦颇似“家长”分派族产。事实上，有评论者指出，特朗普的经济言论“几乎完全照搬18世纪的重商主义信条”，而这种信条与崔新生提到的反自由主义姿态如出一辙。
这种对比进一步印证了崔新生的观察：民族主义驱动的零和博弈、政治忠诚凌驾市场效率，这些“非理性经济冲动”如今正在中美两国同时显现。固然，两国在制度架构上仍有差异——美国并非一党专政，私营部门也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但崔新生所言“极权人”的影子在美国同样若隐若现。在特朗普的治下，企业被鼓励“与政府保持一致”，党内异见甚至遭边缘化；当总统以行政令自诩“让美国重回公平位置”，那种“领袖说了算”的“懂王”口吻，与典型的“定于一尊”家长式权威语言，如出一辙。在“懂王”的领导下，美国2025年的产业政策不再是一套技术化的经济调整方案，而更像是一场以“民族再造”为名、由中央统筹“家政事务”的集体叙事。
非理性逻辑下的全球贸易
这种地缘经济转向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它彻底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自由贸易造福所有人”的核心信条，而是将全球贸易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零和冲突，国家经济主权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变化对投资、供应链乃至国家间的信任体系造成了寒蝉效应。2025年4月3日，路透社报道称，仅仅是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关税政策，便引发了全球股市崩盘、美元暴跌、油价暴挫，苹果、耐克等大型企业股价应声下跌。
各国政府纷纷应对，加拿大领导人警告，美国已“放弃了其一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捍卫者的角色”；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暗示，欧洲或将推迟对美投资。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也已感受到通胀压力。一项常被引用的预测显示，一部原价999美元的iPhone，在关税影响下价格可能飙升至2300美元。美国媒体甚至称之为“大贸易冻结时代”的开端。
对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痛苦的再调整。当两个超级大国在贸易规则上展开强硬对峙之际，弱势国家被迫选边站队，或依靠巨额补偿来规避制裁。白宫的新关税政策，已被多国评论者形容为“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沉重打击”。根据全球数据显示，当前商品贸易增长率已降至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领域的对抗也在升温。美元霸权的回归、双边贸易协议的复苏（例如2025年迅速签订的美英协议），以及金融脱钩的呼声，预示着过去那个多边市场格局的碎裂。在崔新生的分析框架中，这种趋势恰如“朕制逻辑”的全球化表现：当每个国家都要守护自己的“水龙头”，跨国的“市场家庭”就注定支离破碎。
更关键的是，产业政策的复兴也重塑了“主权”的定义。国家如今有了更广泛的理由将任何投资或技术视为“安全”问题而加以干预。美国成立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如今权限近乎无限，可以阻止任何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的交易。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反过来要求他国遵循本国标准，稍有违逆便以高额关税相威胁。这种倒置——即世界须顺从美国主张，否则将承受惩罚——正是崔新生理论中的讽刺之处。
在传统经济学中，贸易被视为互利之举；而在非理性逻辑主导的政策体系中，贸易却被等同于战争的延伸。古典自由主义追求市场协调，如今却被重商主义式的对抗逻辑取而代之。如崔新生所言，“欲望具有极权性与等级性”，在这种体制下，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非效率或公平，而是身份、权力与秩序的再生产。
从自由主义回归帝国
正如一些分析者所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轮回。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持续数十年后，钟摆正回摆向帝国式权力结构。《2024年世界报告》由巴塞罗那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IDOB）发布，警告特朗普的回归将“引发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并加速跨大西洋秩序的瓦解。地缘经济学正逐步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博弈的主战场。《金融时报》与路透社的头条用语也透露出精英话语的态度转变：“多重危机取决于美国政局”、“市场为贸易冲击做准备”——种种信号都在预示转折点的到来。
这种新范式与旧时代的重商主义与帝国思维形成呼应。2025年4月，一位学者明确指出，特朗普主义本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复辟。在政策语气上，这一回归尤为显著。特朗普关于贸易的言论往往带有绝对命令口吻：“其他国家必须谈判”，否则将面临任意制裁。这不是对等协商，而是皇帝式的“宣告性命令”。崔新生的理论正好预言了这种结果：当国家与家庭的忠诚主导秩序时，“互利”将不复存在。
我们已看到美国一再拒绝多边框架（退出TPP、威胁退出WTO），行政权力则在不断扩张。白宫发布的公告经常以“国家紧急状态”措辞出现，模糊了治理与战争的界限。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话语也将发展描绘为“斗争”或对外“反欺压”的自卫之举。两国皆开始公开谈论“脱钩”与“自给自足”。简而言之，各方的语言都在回到帝国时代的旧辞：自大、封闭、零和。
这场回归颠覆了20世纪中叶的经济理念。战后，经济学者曾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可绑定对手、提升生活水平。而今，这一套逻辑已被抛诸脑后。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那句“贸易战容易赢”也开始显得空洞，当市场损失以万亿美元计时，一切胜利都显得代价高昂。
对于部分人而言，唯一的慰藉在于国家在危机时刻能够果断出手。正如法斯图与弗莱彻所强调，国家可以“推动生产率与创新”，如同战时动员般奏效。但总体而言，现实远不乐观。那个曾被认为是不可逆的自由秩序，正走向碎裂。布鲁金斯学会一位专家坦言，华盛顿的产业干预已使拜登也成为这一转向的“共谋者”之一：“如今的拜登，显然已不再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批评者忧心忡忡。过度补贴可能制造泡沫；以牙还牙的关税报复可能导致贸易体系崩塌。讽刺的是，崔新生的研究指出，类似的“非理性政策”往往注定走向过度：中国的例子表明，对特定行业的无度投入带来了债务激增与腐败丛生。对于美国政策，评论者也提出类似警告——有人甚至称特朗普的关税战为“对新自由主义的致命一击”，将引发衰退风险。
然而，根据崔新生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这正是当决策机制服从权威、而不是服从理性时的必然后果。领导者沉溺于“相对衰落”的恐惧，释放关税虽可能带来政治红利，却会造成经济上的结构性损害。
地缘经济、主权与新帝国周期
地缘经济学与非理性经济制度之间的交汇，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主权”与“全球治理”的理解。自由主义下那种“和平贸易秩序”的假设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将每一项货币、每一项商品、每一项科技都视为国家博弈筹码的世界。国家政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
如今，美国官方话语明确指责中国与跨国公司“掏空了本国工业基础”——而这种“委屈叙事”正是特朗普主义兴起的重要动力。崔新生指出，当一个社会将自身认定为“被围困的帝国”，它就会为几乎所有内部控制辩护。以美国为例，新出台的政策强调必须在本土保障医疗用品、芯片和稀土资源的供应链，这在某种程度上正与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如出一辙。两国的行为逻辑日益趋同：各自建构“堡垒经济”，在全球体系中修筑壁垒、划清界限。
这或许正是21世纪帝国样式的新常态。在贸易领域，各种“铁栅栏”迅速竖立：高关税、出口管制、外资审查、“朋友外包”集团。即便是盟友国家，只要偏离华盛顿或北京所设定的“正确路径”，也将被视为“准敌人”。网络安全、技术封锁等手段更加剧了阵营对立的格局。
地缘政治因此转化为经济战争。贸易与投资已被明目张胆地纳入国家战略工具箱。而全球贸易机制对此几乎束手无策：世贸组织争端机制陷入瘫痪，国际谈判日趋双边化、非制度化，谈判桌上的权力逻辑重归强权。
在这种局势下，经济主权的逻辑取代了相互依赖的信念。崔新生曾对制度主义提出忧虑，认为国际规则“限制了国家挑战霸权的能力”——而现实是，各国纷纷绕过或直接退出多边规则体系，自行其是。例如，欧洲提出建立绕开美国制裁的结算机制，亚洲部分国家则寻求与西方科技体系脱钩。与此同时，即便是在民主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也不再是禁忌话题。
更讽刺的是，这一切往往打着“保护公民”的旗号进行。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宣称征收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与中产阶级社区——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政策恰恰损害了消费者福利，并推动了通胀。这种“经济紧急状态”与“国家安全危机”的人为混淆，正是崔新生所揭示的“帝国—经济心态”的根本特征。
历史是否终将回归帝国？
产业民族主义与地缘经济学的复兴，看似是一种回应当下危机的策略，但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它更像是一场帝国周期的回潮。从1945年到2010年代，全球经历了短暂的自由主义黄金期，制度化的贸易规则、市场开放与多边合作曾被认为不可逆转；如今，它们却在眼前迅速崩解。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大国在面临挑战时，往往会选择重返重商主义的老路。
目前，特朗普2.0政府押注，美国将在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中“脱胎换骨”——这是法斯图与弗莱彻亦予以支持的方向。他们相信，只要国家敢于出手、明确目标，美国就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赛中重塑霸权。但这一战略是否真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抑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堡垒经济”困境，目前尚难断言。
崔新生提出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提醒我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完全免疫于威权逻辑的吸引。无论是以民族主义还是家长制的面貌出现，这类逻辑都能穿透制度表面，渗透至政策与民意的核心。他的批判促使我们对中美政策转向的“理性”成分保持警觉。我们不妨说，中美双方都滑入非理性的地缘经济陷阱。
我们正见证自由主义秩序的“延迟修正”，还是彻底坠入“王朝经济”的回归？或许兼而有之。但有一点已毋庸置疑：过去那套信仰自由市场、倡导全球融合的旧信条，在今日的政策舞台上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权力计算与敌我区分的“新时代帝国思维”。
这是一场全球豪赌，其成败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贸易路线、价值链结构乃至地缘政治格局。正如英国学者C.P.斯诺（C. P. Snow）所言，我们正跨越“历史分界线”——通向何方，将决定人类的下一个纪元，是“美式和平”，是“中华帝国”，还是另一个尚未命名的世界。
在这场剧变之际，崔新生的思想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切勿将世界经济误视为一个由单一意志统摄的“家长之家”。否则，市场互联的黄金时代将沦为历史的短暂插曲，而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回到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即经济战争”的老路径之中，由这个路径前进--同时也是倒退，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必将走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