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不会崩溃？什么时候崩溃？
人类历史之于人类，没有原谅，只有算了。
在我1998年以《中国政策风险指数报告》首次提出“政策风险”一词时，主要是为了“中国模式”进行“政策驱动型市场化”定义，认为是中国独具。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之后，美国也成为“政策驱动型市场化”模式。
政策风险或政策风险指数，是我构建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楔子，为形成极权原理、家长所有制规律、虚拟理论的三大核心体系，提供了究竟的入门，如为什么会发生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有什么前因后果等等，进而深入制度物候的条件响应。由此得出极权人假设、极权人如何成为家长以及做为计划思想与计划经济的家长所有制规律的极权规模扩张本能、礼教演化为朕教的极权教义谱系的符号和词语表达等，然后回归政策风险的饕餮经济驱动高速增长以及滞欲宿命。二十多年过去，一切的发展或演进，基本沿用我的理论实验逻辑。顺便说明，我之非理性严格意义上应是超越理性与非理性之上或之外、去理性与非理性分别的新理性，或许更准确表达我所意指。
作为人类民主灯塔的美国，能进入政策风险指数剧烈波动的周期，是我之极权人假设的具体实证，当极权人形成极权势能后，政策风险则是必然性的存在，特朗普能成为美国总统本身，就是极权人的“胜利”！一波一波的极权势能，形成具体的政策风险波动，所谓的法治或制衡机制，面对这一一波一波的极权势能反映，只能是一筹莫展。所谓自由人或理性人的美国选民，不但选举出一个强大极权性的总统，而且当这样一个总统让世界陷入混乱时，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制衡”行动（或许即将发生）。
基于极权人假设的民主或民主政体，是乌合之众+职业政客+知识精英+极权领袖的集合，以所谓自由人（民主）、自命为理性人为标榜，形成对自由与理性的反噬——理性人不需要所谓民主，如同自由人无感于自由。自由基于理性，理性基于常识的良知，良知是常识的优化，唯有对常识的优化能力，方能提纯理性，认知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很显然，乌合之众的极权势能，并没有基于所谓的理性；职业政客的极权势能，使官僚和腐败成为“官官相护”的权利漩涡；知识精英的极权势能，要通过权力主张而实现所谓的思想主义；这一系列的极权势能，最后生成某一极权领袖，使得极权势能的博弈得到某种平衡。平衡不是权力制衡，而是极权人讨价还价的交易结果。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单极霸主，并非凸显的是民主的典范，因而所谓民主的灯塔，只是一种极权性标榜以及极权势能的隐恶扬善或隐丑溢美的产物。所谓民主的灯塔，其实是由极权点燃的资本与所谓科技创新的火把，并非或并不意味着所谓乌合之众对自身自由人的认知与所谓理性的进步，所谓进步或倒退，没有里程，只有一次又一次的间歇动作。在所谓民主灯塔之下，是极权对冲的资本漩涡和权力游戏的魅影。
基于所谓理性或民主，何以解释为什么山巅之城与深渊之谷，都会上演同样的戏码？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族群发生的任何事，在其他国家或族群都可以发生。互联网不仅洞穿传统眹制帝国的封禁性，同时也使得民主政体更裸露其处处破绽。所谓奴性、奴才、奴化的朕民，并非眹制帝国的“特产”，在灯塔之国同样也是并不鲜见的平常——这是一次持久而深远的祛魅，任何对美国以及民主制度的“歌功颂德”，都会面临祛魅之后的“不过如此”。传统眹制帝国有解禁开放的熵减选项，可以使其激发生机和焕发活力；民主政体的开放社会本身，却面临某种两难：保持开放就是“民主党”，自由反噬自由；趋于封禁就是“共和党”，步入新兴眹制帝国的门槛。换言之，传统眹制帝国因为可以通过开放而存在“进步”空间，民主政体却缺少持续进步的“余地”。
美国会不会崩溃，并非来自眹制帝国的“和平演变”，而是美国自身的“极权投诚”，从某种意义上，此预示着民主政体的某种“强弩之末”，人类需要构建超越所谓理性与非理性、超越民主与专制的“新理性”和“人类新秩序”，崩溃的是国家这一型式，而不是所谓民主或专制本身——特朗普与马斯克们，就处于这一节点，或许他们“心知肚明”，但没有能力通俗表述：一方面他们肆意攻击民主政体及自由秩序；一方面他们又只能成为未来人类新秩序的马前卒或某种牺牲品。前者背逆人类自然的良善道德，他们既是冲击人类理性价值观的野蛮人或恶兽；后者他们又是“硅谷信仰”（另文专述）的人类未来悲观主义的信徒，深信“数字王国”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一定会到来而且很快！无论是特朗普的天下皆朕的新兴眹制帝国梦想，还是马斯克们数字王国或宇宙之王的“理想国”，在摧垮和毁灭民主政体或既定秩序方面高度一致。
基于极权人之极权表达而言，没有什么比权力和资本更直接。做为民主制度的“恶之花”，科技或工具性演进，只是权力与资本的衍生品或作用杠杆，体现的是极权人的极权意志。所以，人类基于极权并向往极权，只是生命的原始欲望是“极权之母”，而民主只是基于极权人的熵减努力，通过秩序和理性实现极权性逆熵。
生命的极权性源于生存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不安全感的“反制”，但无论是本能还是“反制”，本身加剧不安全感本身。所谓民主制度，也已成为消弭这一不安全感相对最好的选择，但必须基于理性而提供的确定性，即以确定性而对冲不安全感，所以人们习惯于对任何不确定性抱有警惕并具有本能性厌恶，因为不确定性会让人人自危，生存和生活于动荡的不安全环境。但眹制帝国的崛起之路，通过政策的不确定性，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不确定套利”的奇迹，这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包括现在，对于朕制帝国成为“第二大”而匪夷所思。
当人类深陷理性消弭不确定性、民主对冲不安全感的同时，美国以“白宫大戏”展演着基于极权人的朕与朕宠关系，朕或主子负责拉屎，朕宠或宠臣争着给主子擦屁股，主子拉的是谎言，朕宠就用谎言擦干净，如果主子便秘，朕宠负责抠出来。朕宠之所以为朕宠，就是朕的玩物——这些都是朕制帝国的日常，但却活生生地成为山巅之城的现实。当人们反感和恐惧所谓非理性的不确定性时，要知道极权人之间互不信任，只有相互嫉妒和艳羡。但这又能说明什么？极权人不屑于相互信任，而只奉绝对忠诚为圭臬，所以极权人具有极权讨好型人格，承认强者当霸和以强凌弱的极权奴役思维，每个人都想成为强者而形成某种自然特权，弱者需要通过讨好强者，获得所需资源和生存机会；极权人不屑于信任本身，因为诸如区块链等区中心化技术，实则完成的是去信任化任务——基于理性人或自由人的民主制度，赖以存续的信用信任，如此变得一文不值！当人们仍然以所谓诚信道德评价特朗普或马斯克等等时，觉得还有意义吗？
因此美国会不会崩溃，不在于做为一个国家的美国，而在于人类基于民主制度的理性世界及其确定性认知的不崩自溃，即使特朗普下台、马斯克破产，仍然改变不了什么。至于什么时候崩溃，事实是已经步入不可逆的崩溃路上，时间或时机可以掌握在任何“造物主”的手上，唯独不会被所谓民主制度所“纠偏”，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这样的功能，只是被人类自身的确定性幻象自欺欺人罢了。人类历史之于人类，没有原谅，只有算了。
崔新生 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创立者，著述《帝国的朕制逻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极权演论：帝国的朕制逻辑笔记》、《制度简史》及《眹制帝国：一个与「中國」有关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思想实验模型》、《非理性行为心理学建构》、《人性脸谱》等。“崔氏指数Cui Value Index”发明人、“CCE创意交易所Cui Creative Exchange”发明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和风险评级指数地图”专利发明人，“崔氏指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